丰乐亭记

【作者】欧阳修 【朝代】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我担任滁州太守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喝到滁州的泉水,觉得甘甜。于是向滁州人询问泉水的发源地,就在距离滁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处。它的上面是丰山,高耸地矗立着;下面是深谷,幽暗地潜藏着;中间有一股清泉,水势汹涌,向上涌出。我上下左右地看,很爱这里的风景。因此,我就叫人疏通泉水,凿开石头,拓出空地,造了一座亭子,于是我和滁州人在这美景中往来游乐。
滁州在五代混战的时候,是个互相争夺的地区。过去,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兵在清流山下击溃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的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将皇甫晖、姚凤,就这样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过滁州地区的山水,查核过滁州地区的图籍,登上高山来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捉的地方。可是,当时的人都已经不在,大概是天下太平的时间长久了。自从唐朝败坏了它的政局,全国四分五裂,英雄豪杰们全都起来争夺天下,到处都是敌对的政权,哪能数得清呢?到了大宋朝接受天命,圣人一出现,全国就统一了。以前的凭靠险要的割据都被削平消灭。在一百年之间,静静地只看到山高水清。要想问问那时的情形,可是留下来的老年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乘船坐车的商人和四面八方的旅游者不到的地方。百姓活着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安心耕田穿衣吃饭,欢乐地过日子,一直到死。有谁晓得这是皇帝的功德,让百姓休养生息,滋润化育到一百年的长久呢!

  我来到这里,喜欢这地方僻静,而政事简单,又爱它的风俗安恬闲适。在山谷间找到这样的甘泉之后,于是每天同滁州的士人来游玩,抬头望山,低首听泉。春天采摘幽香的鲜花,夏天在茂密的乔木乘凉,刮风落霜结冰飞雪之时,更鲜明地显露出它的清肃秀美,四时的风光,无一不令人喜爱。那时又庆幸遇到民众为那年谷物的丰收成熟而高兴,乐意与我同游。于是为此根据这里的山脉河流,叙述这里风俗的美好,让民众知道能够安享丰年的欢乐,是因为有幸生于这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皇上的恩德,和民众共享欢乐,这是刺史职责范围内的事。于是就写下这篇文章来为这座亭子命名。
全文可分三段。首段简介建亭的缘起。文章一开始就特意点明时间,即在他到滁的第二年,也就是初具政绩之时,其中已含乐意。滁地“山州穷绝,比乏水泉”。而当炎炎夏日,竟“偶得一泉于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欧阳修《与韩忠献王书》),作者喜出望外,亲临考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文章至此,正面点明“乐”字。于是喜悦之情,一气流注:“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筑亭的目的,又是欲“与滁人往游其间”。由自我庆幸到与民同乐,在一片欢乐意绪中莫定题旨。
第二段通过对滁州历史的回顾和地理位置的介绍,歌颂了宋王朝结束战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功... 古诗文网>>
作者介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三苏)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欧阳修因事遭贬,他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强调文道结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散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政论、史论,或针砭时弊,或以古鉴今,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借景抒情,平易流畅、委婉曲折。(概述图片来源:) 百科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