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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
一杯咖啡从大洋彼岸漂了过来,随后是一只手。人握住什么,就得相信什么。于是一座咖啡馆从天外漂了过来,在周围一大片灰暗建筑的掩盖下,显得格外触目,就像黑色晚礼服中露出一小片雪白的衬衣领子。我未必相信咖啡馆是真实的,当我把它像一张车票高举在手上,时代的列车并没有从我身边驶过。坐下来打听消息,会使两只耳朵下垂到膝盖,成为咖啡馆两侧的钟表店和杂货铺。校准了时间,然后掏钱到杂货铺买一包廉价香烟。这时一个人走进咖啡馆,在靠窗的悬在空中的位置上坐下,他梦中常坐的地方。他属于没有童年一开始就老去的一代。他的高龄是一幅铅笔肖像中用橡皮轻轻擦去的部分,早于鸟迹和词。人的一生是一盒录像带,预先完成了实况制作,从头开始播放。一切出现都在重复曾经出现过的。一切已经逝去。一个咖啡馆从另一个咖啡馆漂了过来,中间经过了所有地址的门牌号码,经过了手臂一样环绕的事物。两个影子中的一个是复制品。两者的吻合使人黯然神伤。“来点咖啡,来点糖”。一杯咖啡从天外漂了过来,随后是一只手,触到时间机器的一个按键,上面写着:停止。这时另一个人走进咖啡馆。他穿过一条笔直的大街,就像穿过一道等号,从加法进入一道减法。紧跟在他身后走进咖啡馆的,是一个年龄可疑的女人,阴郁,但光彩夺目。时间不值得信赖。有时短短十秒钟的对视会使一个人突然老去十年,使另一个人像一盒录像带快速地倒退回去,退到儿时乘坐的一趟列车,仿佛能从车站一下子驶入咖啡馆。“十秒钟前我还不知道世上有你这个人,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相爱了许多个世纪”。爱情催人衰老。只有晚年能带来安慰。“我们太年轻了,还得花上50个夏天告别一个世界,才能真正进入咖啡馆,在一起呆上十秒钟”。要不要把发条再拧紧一圈镀银的勺子在杯中慢慢搅动,平方乘以平方的糖块开始融解十秒钟,仅仅十秒钟,有着中暑一样的短暂的激情,使人像一根冰棍冻结在那里。这是对时间法则的逆行和陈述,少到不能再少对任何人的一生都必不可少。这是一个定义:必须屈从于少数中的少数。这时走进咖啡馆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出皮影戏里的全部角色,一座木偶城市的全部公民。他们来自等号的另一端,来自小数点后面第七位数字所显示的微观宇宙,来自纪律的幻象,字据或统计表格的一生。他们视咖啡馆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国家与私生活之间一杯飘忽不定的咖啡有时会从脸上浮现出来,但立即隐入词语的覆盖。他们是在咖啡馆里写作和成长的一代人,名词在透过信仰之前转移到动词,一切在动摇和变化,没有什么事物是固定不变的。在一个脑袋里塞进一千个想法,就能使它脱离身体,变得像空气中的一只气球那么轻靠一根细线,能把咖啡馆从天上拉下来吗?如果咖啡馆仅仅是个舞台,随时可以拆除,从未真正地建造。这时一个人起身离开咖啡馆,在深夜十二点半(校准了时间。但时间不值得信赖),穿过等号式的幽暗大街,从咖啡馆直接走向一座异国情调的阴沉建筑,一座让人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怀想不已的建筑。不是为了进入,而是为了离去,到远处去观看。穿过这座大楼就是冬天了。一九人九年的冬天。一八二五年的冬天。零下四十度的僵硬空气中漂来一杯咖啡,一只手。“我们又怎么能抓住这无限宇宙的一根手指?”也许不能。“贵族的皮肤真是洁白如玉”这是一个晚香玉盛开的夜晚,雪撬拉着参政广场从中亚细亚草原狂奔而来。路途多么遥远。十二月党人在黑色大衣里藏起面孔。这时一个人返身进入咖啡馆。在明亮的穿衣镜前,他怀疑这座咖啡馆是否真的存在。“来一瓶法国香槟和一客红甜菜汤”。黑色大衣里翻出洁白的衬衣领子,十二月党人变成流亡巴黎的白俄作家。俄罗斯文化加上西方护照。草原消失。 。隔着一顿天上的晚餐和一片玻璃泪水,普宁与一位讲法语的俄国女人对视了’十秒钟。她穿一双老式贵族皮鞋,在遗嘱和菜单上面行走,像猫一样轻盈。咖啡馆的另一角,萨特叼着马格里持烟斗和波伏瓦讨论自由欧洲的暗淡前景。放下纪德的日记,罗兰·巴尔特先生登上埃菲尔铁塔俯身四望,他看见整个巴黎像是从黑色晚礼服上掉下的一粒钮扣。衣服还在身上吗?天堂没有脱衣舞。时间的圆圈被一个无穷小的亮点吸入,比钮扣还小。这时咖啡馆里坐满了宾客。光线越来越暗。漂泊的椅子从肩膀向下滑落,到达暗中伸直的腰。支撑一个正在崩溃的信仰世界谈何容易。“蛇的腰有多长?”一个男孩逢人便问。他有一个斯大林时代的辩证法父亲,并从母亲身上认出了情人,“她多像娜娜”日瓦戈医生对诗歌和爱情比对医术懂得更多,“但是生活呢?谁更懂生活?”一群黄皮肤的毛头小于,到咖啡馆来闲聊,花钱享受一个阶级的闲暇时光。反正无事可干。我们当不了将军,传教士,总统或海盗。“少女把手们在心上,梦想着海盗”,度过宁静的青青草地上的一生。“哪里去打听关于乌托邦的神秘消息?”如果人的目光向内收敛,把无限膨胀的物质的空虚,集中到一个小一些的个别的空虚中去,人或许可以获救。咖啡馆像簧片一样在管风琴里颤动。没有演奏者。是否有一根手指能从无限的宇宙的消息中将灵魂勾去?这时持异国护照的人匆匆走出咖啡馆。灵魂与肉体之间的交易,在四位中国巨头与第一任美国总统的眼皮下进行,以此表达一个事实:我们在地下形成对群鸟的判断。两个国家的距离是两付纸牌的距离。“玩纸牌吗?每付纸牌有一个黑桃皇后。”每个国家有一付纸牌和一个咖啡馆。“你是慢慢地喝咖啡,还是一口喝干?放糖还是不放?”这是把性和制度混为一谈的问题。熬了一夜的咖啡是否将获得与两个人的睡眠相当的浓度我们当中最幸福的人,是在十秒钟内迅速老去的人。年轻的将坠入从午夜到黎明的漫长的性漂泊。不间断地从一个情人漂泊到另一个情人,是否意味着灵魂的永久流放已经失去了与只在肉体深处才会汹涌的黑暗和控诉力量的联系?是否意味着一段剪刀下的爱情只能慢动作播放,插在那些一闪即逝的美丽面庞之间?两杯咖啡很久没有碰在一起,以后也不会相碰。这时咖啡馆里只剩下几个物质的人。能走的都走了,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也许到了结咖啡馆安装引擎和橡皮轮子把整条大街搬到大蓬车上的时候。但是,永远不从少数中的少数朝那个围绕空洞组织起来的摸不着的整体迈出哪怕一小步。永远不。即使这意味着无处容身,意味着财富中的小数点在增添了三个零之后往左边移动了三次。其中的两个零架在鼻梁上,成为昂贵的眼镜。镜片中一道突然裂开的口子把人们引向视力的可怕深处,看到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是被无穷小的零放大了一百万倍的朝菌般生生死死的世代。往日的梦想换了一张新人的面孔。花上一生的时间喝完一杯咖啡,然后走出咖啡馆,倒在随便哪条大街上沉沉睡去。不,不要许诺未来,请给咖啡馆一个过去:不仅仅是灯光,音乐,门牌号码从火车上搬来的椅子,漂来的泪水和面孔。“我们都是梦中人。不能醒来。不能动。不能梦见一个更早的梦”。现在整座咖啡馆已经空无一人。“忘掉你无法忍受的事情”。许多年后,一个人在一杯咖啡里寻找另一杯咖啡。他注定是责任的牺牲者:这个可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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