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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遇诗三十八首·其十九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圣人从来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一心忧虑拯济平民百姓。坐拥王位不是尧的本意,美玉高台哪里可论说!我听说西方传来佛教,清净的道义更加质朴、笃厚。为什么用尽黄金宝玉,以那奢靡的镌雕为贵?伐尽山林让庙宇高耸,精美宝像过多缀珠翠。鬼斧神工尚且不能成,人工之力又如何能及?夸耀愚民恰增添烦累,自负智巧治道更昏聩。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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